10万亿还是4500亿，土壤修复市场前景有多大

土壤是大部分污染物的最终“归宿”和接受体。中国约有333万公顷耕地因遭受污染而不宜耕种。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土十条”），使公众对土壤污染治理抱有更大期待。

——现实问题——

我国严重土壤污染区约548万公顷

其实，不论是山东寿光市，还是江苏某学校周边的土壤污染问题事件，都是化工企业污染、搬迁再利用造成的。
　　
　　据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我国严重土壤污染区就达320个，约548万公顷。工矿企业及其周边土壤环境问题突出，抽样显示，污染企业及其周边点位超标率为36.3%、工业废弃地为34.9%、工业园区为29.4%。
　　
　　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说，全国土壤总点位超标率是16.1%。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污染问题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不少大中城市面临着由于过去的重污染行业、企业关闭或者搬迁，给城市遗留下大量废弃的污染场地。
　　
　　据工信部编制的《推进城镇人口密集区高风险危化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工作方案》，2020年城镇人口密集区内高风险危化品生产企业，原则上全部启动搬迁改造；到2025年前全部关闭，搬迁改造项目全部进入安全环保设施齐全的园区。
　　
　　

——治理难点——
　　
　　家底不清立法滞后技术支撑不足
　　
　　尽管对“土十条”抱有很高期待，但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生态部（土壤环境保护中心）主任王夏晖研究员认为，我国土壤环境管理基础十分薄弱，面临家底不清、立法滞后、责任不清、技术支撑不足等诸多困难。
　　
　　王夏晖表示，我国已开展过包括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等相关调查，初步掌握土壤污染总体情况。“但调查精度尚难满足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需要，只有对污染进行详查后，才能确保治理工作更加精准。”
　　
　　目前，我国对土壤污染现状的掌握属于粗查，每64平方公里设一个点，缺乏详细调查，这对土壤治理而言远远不够。
　　
　　土壤环境立法工作相对滞后也阻碍了对土壤的精准管理。“土壤污染防治专项法律仍在起草过程中；现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和肥料、农用污泥、农膜等相关标准已不能满足当前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需要”。王夏晖说。
　　
　　土壤污染防治涉及环保、发改、科技、工信、国土、住建和农业等部门，但目前仍未建立部门协调工作机制。多数地方规划部门在编制城乡规划时，尚未将地块土壤环境质量作为规划用途的重要考量因素。“各方责任不够清晰，尚未形成合力。”王夏晖说。
　　
　　

——专家观点——
　　
　　确保受污染土壤安全利用
　　

在“土十条”出台前，曾传言国家将拿出10%的土地出让金来治理大面积耕地污染，有人预测至少是十万亿的规模。

“经我们测算，据‘土十条’要求，国家将投入资金在4500亿左右。”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土壤污染与控制研究室主任谷庆宝说，这包括监测、评估、风险防控和治理试点的投入。“我们不能指望在短期内就把全国土壤修复干净，产业界对这个太着急了，有点急功近利。”
　　

王夏晖也表示，综观世界各国土壤污染防治历程，因土壤污染治理难度大，最终均采用了以风险管控为核心思想的防治策略，并渗透到立法、标准制订、技术措施选取等环节中，鲜有对受污染土壤开展大规模的治理与修复。
　　

“结合城市开发建设和环境改善，针对污染地块的治理修复较普遍，但其主要目的仍是规避人居环境风险，将治理修复措施作为风险管控的一类手段。”王夏晖说，采取以风险管控为主的防治策略，依土定用、土尽其用，确保受污染土壤实现安全利用，应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技术经济条件的有效做法。
　　

引入社会和市场资本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环境政策部副主任董战峰说，“土十条”提到加大政府财政投入，这在当前一段时间内还是处于主导地位。不过，需要政策机制创新，吸引社会和市场资本进入到土壤环境保护中来。

“要解决我国土壤问题，需要资金量可能是十万亿规模的。”董战峰说，“土十条”也明确提出，要加大PPP机制、第三方治理机制等创新，企业可以做的，政府可以把这些工作交给由专业化公司来做，有些企业自己在做的，也可以交给专业团队做，把资本吸引过来。

研发适用的土壤修复技术和设备
　　

我国土壤修复技术尚显薄弱，迄今为止国内还鲜有成功的大面积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案例。2000年以来，我国一些研究机构开展了针对典型受污染土壤修复与治理技术的研发和筛选，主要集中在物理化学、生物及联合修复技术方面。王夏晖表示，国内大部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研究还刚起步，很多技术仍处于实验室阶段，尚未形成一套适合我国国情、行之有效的修复技术体系。土壤修复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装备。大规模工程应用时，往往面临投资费用高、环境因素影响大、二次污染控制难等问题。